语文出版社:语文教材未撤掉南京大屠杀题材课文

湖南公考网

2018年08月17日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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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治理需要推动政府、社会、市民同心同向行动,使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市民勤劳之手同向发力、形成合力,集聚促进城市发展正能量

  在上海,街道社区建立协商治理制度;在湖北武汉,工地模拟法庭请律师为农民工讨薪;在广东佛山,社区成立公共决策咨询机构……观察各地的城市治理创新,自下而上的参与越来越多,政府与社会的合作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城市治理正从行政主导向着多元主体的治理结构转变。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可以说,针对城市发展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中央不仅指明了方向,而且也明确了创新路径,接下来,要考验的就是地方城市政府改革创新的决心、智慧尤其是胸怀,调动各方面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总之,城市治理既要“市长”也要“市场”。

  大拆大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城市病”的原因很多,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城市治理体系滞后,突出表现为城市治理主体的过度集中单一。小至行道树的树种选择,大到交通路网城市地标以及城市风貌管控,几乎完全取决于城市政府主管部门甚至个别领导的个人品位、知识、经历背景甚至一时兴趣。这或许能带来决策的高效,但也会导致决策随意性、随机性的问题,老百姓称之为“一个市长一种广场”。

  另一方面,行政主导的一元化治理结构也难以解决城市治理的统筹难题,具体而言就是部门垄断和归口隔绝。著名城市研究专家简·雅各布斯在其《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就曾经专门论述过政府机构在城市管理中的这种“横、纵不协同”的普遍问题。事实上,为解决诸多城市顽症,我国政府做了很多创新探索,成立领导小组、建立联席委员会等方式,都是为了解决部门不相协同的问题,也取得了看得见的实效。但在一些地方,问题依然存在,除非更高层级领导出面,否则由于孤立决策和行政区隔造成的城市病依然故我。

  因此,创新城市发展方式、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关键,正在于如何让治理决策做到统筹科学,这就离不开一个兼顾多方利益诉求的治理体系。主体的主动性和开放性是当代城市治理的一个重要命题,一个好的城市治理体系一定是一个包括政府部门和市民等社会力量在内的多元共治的协商、对话、妥协体系。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阶段,行政主导的一元化治理体系在城市秩序、城市形象和城市基建以及设施数量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效率优势,但随着城市人口膨胀、城市迅猛发展,这样的治理体系已经难以适应发展需要。换句话说,城市治理需要推动政府、社会、市民同心同向行动,使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市民勤劳之手同向发力、形成合力,集聚促进城市发展正能量。

  城市是现代社会进步发展的载体,也是考量政府现代治理水平和能力的大平台。现代城市治理也不再是单向度的行政管理,而应该吸引社会公众有序参与,这既是“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宗旨体现,也是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必要途径。

  (作者张毅 为经济日报社陕西记者站站长)

  开栏的话

  半年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部署。作为2016年重大任务之一,“去产能”已成为调结构、促改革的高频词汇,成为应对当前经济发展困局、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

  钢铁和煤炭、造船等是产能过剩重点行业。随着相关去产能配套文件相继公布,煤炭、钢铁行业去产能正式迈入“快车道”。

  去产能不仅牵涉企业的核心利益与长远发展,也关乎千万职工及其家庭的生计和命运。为了解各地政府和企业去产能的进展、成效以及在去产能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我们特开设专栏,并请记者兵分多路,深入山西、陕西、河北等省份进行采访报道,敬请关注。

  “5年前,几乎所有大型煤炭企业的‘十二五’规划,都提出了‘产量翻番’的目标!”山西省煤监局局长卜昌森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自2012年以来,煤炭供需形势发生变化,出现了煤炭产量下降、库存居高不下、价格大幅下跌、企业利润下滑、应收账款增加等新情况、新问题。

  “为使煤炭行业早日摆脱困境,国务院做出了化解过剩产能的重大决策,这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煤炭行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重中之重。” 5月12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梁嘉琨在2016年煤炭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上如是说。

  去产能加速,8个配套文件全部出台

  煤炭产能过剩到底有多严重?数据显示,到去年底,全国煤矿总规模约为57亿吨,按照2015年煤炭消费量35亿吨估算,中国煤炭产能过剩22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七成。

  今年年初,国务院印发《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正式明确了去产能的目标,在近年来淘汰落后煤炭产能的基础上,从2016年开始,用3至5年的时间,再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自此,煤炭去产能工作一步步推进,现已进入全面执行期。

  4月13日,国家发改委透露,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8个专项配套政策文件正在陆续印发。5月18日,财政部公布了《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对于1000亿元的专项奖补资金如何使用问题进行了明确。去产能最后一个配套文件终于下发。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仅仅过了一个月,8个配套文件就全部下发完成,速度之快让人瞩目,这也显示了国家对去产能的高度重视。

  地方也在积极落实去产能目标。截至目前,已有山西、陕西、贵州、内蒙古、山东、河北等多个省份明确表示严格按照276个工作日要求,并公布了重新核定后的生产能力。

  此外,越来越多的企业也认识到,煤炭去产能,不仅是国家宏观调控要求,也是自我救赎之道。

  “在当前形势下,煤炭企业根本的出路就是去产能,引导资源衰竭、产能落后、扭亏无望的厂矿有序退出,留下更有竞争力的煤矿,从源头上消除治亏脱困。”5月9日,陕煤化集团有关负责人对《工人日报》记者说。

  人往哪里去 ? 钱从哪里来 ?

  去产能不仅牵涉企业的核心利益与长远发展,也关乎千万职工以及他们家庭的生计和命运。这其中,难题不少。记者采访山西、陕西多家煤矿了解到,煤炭去产能过程中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员工的分流与安置问题:人往哪里去?而如何分流安置,又涉及到钱从哪里来?

  陕煤化集团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到2018年6月底,集团通过关闭18对矿井、缓建4个煤矿项目,可压缩产能2955万吨,需要分流职工4.6万人,解决5377名伤残人员和3156名工亡遗属的费用问题。

  今年3月份,陕煤化集团出台了《关于建立富余人员分流安置长效机制的意见》,提出富余人员分流安置渠道包括特殊工种退休、病退、退职、离岗退养(内退)、解除劳动合同、内部待岗、转岗分流、自谋职业等。

  “职工分流首先要解决人往哪里去的问题,部分员工可能会选择退休或者内退,但大部分人仍然需要再就业。然而,由于煤矿职工年龄结构老化、技能较为单一、伤残职业病多,再就业困难是最大的现实。”陕煤化集团企业文化部部长孙鹏对记者说。

  孙鹏表示,转岗分流是集团富余职工安置工作的重点,转岗的方向大致有两个,一个是在集团内部安置,另外一种是向集团外企业、省外企业寻求新岗位。但由于提供的岗位有限,目前来看,更多的人只能选择待岗、内部退养等方式进行安置。

  去产能,核心是人;安置人,核心是钱。钱从哪里来?为解决职工安置问题,中央政府决定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资金的规模是两年1000亿元。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在化解过剩产能的过程中,煤炭系统是130万人,钢铁系统是50万人,共涉及180万职工的分流安置。

  但业内人士认为,1000亿元奖补资金平摊到180万职工身上,每人5万多元,这显然不够,需要从其他渠道开源。因此,为推进去产能,除了中央财政资金之外,还需要地方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发挥合力。

  另外,孙鹏还指出,煤矿多数地处偏远山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小社会”,企业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职能。矿井关闭后,矿区的“三供一业”、医院、托儿所等机构仍要正常运转,这些机构的日常运行费用无资金来源。他建议,应将矿区的这些社会职能移交给地方政府管理。

  山西阳煤集团副总经济师乔金亮则对记者表示,去产能后的煤矿资产及债务处置也是一个大问题和大难题。一些被关闭的矿井连年亏损,债务负担严重。如果处理不好,债权人将会阻碍煤矿关闭退出。

  各显其能 , 发展非煤产业

  业内人士认为,煤炭行业要真正迎来复苏,必须要走完去产能这条路。但除了去产能,还应加快煤炭企业转型升级。

  山西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军对记者表示:“煤企必须彻底改变挖煤、卖煤、烧煤这样的老套套,扩大有效供给,强化优质供给,创造新的供给。”

  “煤和非煤两篇文章都要做好,才能解决好就业、转岗的问题。”山西同煤集团董事长张有喜说,同煤集团在“十二五”期间大力发展煤化工、煤电一体化,目前发电厂、60万吨甲醇等项目已容纳数以万计的员工就业,非煤板块收入已占到全集团的40%以上,“‘十三五’期间,力争60%的人员和收入来自非煤”。

  “煤企转型升级需要的是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过去是单一开采,现在必须从以卖原煤为主导的产业模式向以煤炭为基础,追求高产高效、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的方向转型。比如引入先进煤化工技术,大力发展现代煤化工产业,实现煤炭由能源向原料的转变。” 陕煤化集团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据记者了解,陕煤化集团已经在煤电联营,煤盐化工产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神华集团董事长张玉卓表示,公司的煤炭清洁转化业务在有序推进,未来将积极探索建立以风光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开发,以核能为主的零碳排放能源,以页岩气为主的非常规天然气,以及以氢能为主的能源体系结构。

  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王媛 记者 万凌云)记者从句容警方了解到,5月18日,句容市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根据线索,抓获3名女性吸毒人员,而令民警愕然的是,其中一名女子安凤竟然当天就要结婚了。

  5月18日凌晨,句容开发区派出所民警根据线索,在句容市民张某婷家中,抓获刚“溜完冰”的安凤(化名)、王某艳和张某婷。经尿检,三人的尿液均呈甲基苯丙胺类阳性。但是,在审讯的过程中,安凤却再三请求民警能不能放过自己。民警很意外,细问之下才知道,因为安凤18日当天就要结婚,而且定好了20日的机票,还要回四川老家办婚礼。

  原来,安凤是四川人,今年才20岁。2015年8月,安凤来镇江打工,认识了丈夫周某。周某是镇江人,两人决定5月18日在镇江办婚礼。

  “安凤觉得18日自己就要结婚了,所以17日晚上,她和伴娘王某艳一起开单身派对。”民警告诉记者,两人一直喝到18日凌晨2点多钟。随后,安凤想着18日早晨自己5点就要起来化妆,就担心自己酒多了起不来。这时,伴娘王某艳就出主意,说不如一起吸毒。头脑简单的安凤,没有多想,居然同意了。接着,王某艳就带着安凤,到自己的一个朋友张某婷家中“溜冰”。

  面对民警,安凤再三解释说“自己吸毒完全是为了早上要早起”。警方念及安凤是初犯,并且情节较轻,于是依法对其处以罚款处罚,而包括伴娘在内的其余二人,已被句容警方行政拘留。

  中新网5月23日电 据“中央社”报道,智利首都一座动物园表示,园方日前为了保护一名企图自杀的男子,被迫击毙两头狮子;这名男子在惊恐的游客面前进入兽栏。

  报道称,智利圣地亚哥动物园(Santiago Zoo)负责人蒙塔瓦(Alejandra Montalva)表示,园方人员看见这名男子攀绳进入非洲狮区,随即展开维安措施。

  蒙塔瓦告诉地方媒体,事发时,动物园里满是游客。这名男子强行进入兽栏,脱去衣服跳到狮群中,吓坏了目睹事件发生的游客。

  园方人员说,击毙狮子是为了拯救他的性命。一头雄狮与一头雌狮本能地发动攻击,因此必须被射杀。她解释说,麻醉枪恐怕无法及时阻止牠们发动攻击。

  蒙塔瓦说:“我们非常震惊,因为动物园里的动物都是我们的家人。”

  她说:“这两头狮子跟我们相处了20多年。”

  这名男子伤势严重,已送医治疗。

  动物园主任法布利(Mauricio Fabry)说,似乎在男子的衣物中发现遗书。(译者:中央社刘文瑜)

  建立在分类管理基础上的专业化队伍,是确保执法正当、合法、有效的前提

  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强调着眼于完善公安执法权力运行机制,保障执法质量和执法公信力不断提高。随后公安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会议精神,并审议通过了《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第三版)》等有关改革文件。不难预见,未来公安机关执法将更加规范,执法过程“可见度”将进一步提高。

  就改革而言,公安执法规范化议题被提上中央深改组会议,足见中央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从长远看,推进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不仅仅是为了回应现实中出现的警察执法负面舆情,也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公安执法面临的挑战;在更宏观的层面上,这是为了适应全面依法治国对公安执法的新要求,确保公安机关依法有效履行职能使命,以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

  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中矛盾的增多,公共安全治理压力剧增,公安机关越来越面临着执法上的诸多挑战。一方面,现实中一旦曝光警察暴力执法、封闭执法,舆论就会质疑和批评警察权被滥用;另一方面,当公众的人身安全陷入困境、公共秩序出现混乱,舆论又会指责警察失职渎职。这种看似“两难”的舆情,让公安执法面临权威性与有效性的双重挑战,也深刻影响到公安机关内部的职业认同感和获得感。

  舆情的集中爆发固然有不少情绪宣泄的非理性成分,但也为我们提供了反思执法制度的契机。究竟如何确保公安执法的正当性、合法性,同时又能提高公安执法的有效性?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无疑是基本路径,中央的《意见》也从各个方面对此作出了系统设计。加强执法管理、规范行为标准、力推过程公开、强化实战演练,都不失为促进执法规范化的良好措施;而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执法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目前,我国公安执法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立法赋予的多样化执法职能与警察的素质能力之间的矛盾。立法确立的是一种“大警察部门”,其职权范围包括公共治安、户政管理、刑事侦查、安全警戒等,不同类别的职权差异性较大,对执法者提出了不同的专业要求。但现实中,公安执法组织没有完全按照职权进行科学分类,警察执法专业能力不足,难以适应复杂社会治理的需要。例如基层派出所,几乎承担上述所有的一线执法职能,而在基层警察队伍建设上,却往往缺乏完善的分类管理和专业训练。

  以广受关注的警察涉枪案为例。从一系列个案看,在警察配枪、用枪上虽然不乏明文规定;但从专业化角度分析,还没有完全纳入分类管理和训练当中。尤其是在什么情况下配枪、什么情况下拔枪、什么情况下鸣枪示警、什么情况下射击非要害部位、什么情况下当场击毙,需要在平时大量的实战演练中去培训执法者对危机情势的准确判断,以娴熟的经验做出合法正当有效的选择。现实中诸多看似不同的警察执法问题,都离不开执法专业化能力的增强。换句话说,倘若内功练不好,再多的外在约束和监督可能也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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