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位院士推化工科普 呼吁年轻人学化学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假出租车并不少见，也是交通执法总队日常打击的主要违法行为。仅2014年，交通执法总队就查获克隆出租车1000余辆，2015年上半年克隆出租车查获364辆。

　　北青报记者曾看到过多辆执法部门查获的出租车，外表和真正的出租车几乎一模一样，肉眼很难看出区别。这些“出租车”和真正的出租车一样，有顶灯、有公司标识，有京B车牌号，也有“营运资质”。

　　多名出租车司机介绍，出租车司机能通过细微的差别看出是克隆的，比如标识有缺少的，电召标识过窄，没有GPS车台等，但普通乘客很难通过这些细节区分车辆是否是克隆车。

　　由于克隆车主要活跃于夜里10点以后，商业繁华区和城乡结合部是克隆出租车的重灾区，这给执法部门查处带来不小的难度。

　　文/本报记者 刘珜 杨柳

　　线索提供/曹先生

　　近日，央视一主播在电视节目中把六安读成六(liù)安，引发了当地人和文化界人士的质疑。随后，该主播回应称，播音要以字典为准，在最新版的《新华字典》上，“六”只有liù一个读音。但是在安徽，人们通常将“六安”读作“路安”。像六安这样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知名度的方言词汇并不少，那么是否有必要在《新华字典》这类权威字典中纳入方言词汇，将其规范化、正式化呢？

　　五里不同音 十里不同调

　　中国地域辽阔，很多地方地势险峻，交通不便，各地的沟通来往也因此受到阻隔，形成了“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百里不同俗”的格局。根据目前普遍的分法，汉语方言可分为七大方言：官话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每一大类方言下还可分为许多次方言，次方言之下又可再细分成若干小片和方言点。中国的方言呈现出数量多、差别大的特点。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师熊燕介绍说，各地方言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方言中可能用不同的词表示。最典型的当如西红柿，根据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2008，商务印书馆)，全国930个方言点中对西红柿有160多种叫法：西红柿、洋柿子、番茄、海茄子、洋茄子、洋落苏、洋辣子、洋椒、金桔……而马铃薯则有150多种叫法：土豆、洋芋、洋山芋、番囝薯、番芋卵、番芋囝、番鬼芋、红毛芋、红毛番薯、荷兰薯……二是同一个词在不同方言中的读音不同，各地方言往往发展出不同的谐音习惯。比如“六六顺”，北京话读为“溜溜顺”，而有的方言则谐音“路路顺”。赵本山小品里“地上一个猴，树上qí个猴，一共几个猴？”，到底树上是“骑个猴”还是“七个猴”？如果没有对东北方言的了解，怕是找不到笑点。春节期间，香港超市里往往悬挂芹菜和萝卜，如果不知道在闽南话里萝卜叫“菜头”，这两种菜分别谐“勤”和“彩头”，也就不了解悬挂这两种菜的寓意。

　　历史伴其行 文化蕴其中

　　中国的方言如此之多且差别巨大，构成了五彩斑斓的方言文化。特定地域的方言反映着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特聘教授黄鸣奋就提到，厦门方言词汇是地方史的缩影。这个海岛在历史上和东南亚交往频繁，人们称肥皂为“雪文”，称人行道为“五骹记”，称手杖为“洞葛”，都是借自印尼语。不过，本地人听不惯外国人说话的音调，因此称外国人“阿吱”，在象声的意义上和当今网络语言中的“吱一声”有相通之处。这类方言词汇是文化的“活化石”。

　　北京话发音人高国森说：“北京曾是清朝的国都，这座城市见证了清王朝的兴衰，也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其中就包括语言。所以，现在的北京话中依然有很多满语词汇，比如‘埋汰’‘哈喇’‘额吝’等。”

　　除了反映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还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当地民众性格和城市气质。例如，在四川话中，人们常说“扎起”“雄起”等词，以表示为某人帮忙撑腰，或为某人加油打气，这样的词语说起来干脆利落，且非常具有亲切感，体现出四川人耿直豪爽、讲义气的性格。除词汇外，语气音调也是方言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方言的语气语调也能看出当地人的性格特点。比如东北话语气比较接地气，体现出东北人粗犷率真的性格；吴语则语气较嗲，带着撒娇的口吻，体现出江南人温婉含蓄的性格。再比如虽同属四川话，但重庆话的语气更“硬”，成都话的语气稍“软”，反映出重庆人火辣、成都人温和的性格差异。

　　方言需保护 转正需谨慎

　　“六安”怎么读的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关于“字典是否应该适应某些方言的需要，适当加以增改”的讨论。广大网友们纷纷在微博中表明态度：“不能因为统一的读音就把人家祖祖辈辈的地名改了”“应该改的是字典而不是地名叫法”。更有网友举出阿房宫、苏州浒关等例子，呼吁字典中应加入这些特别地名的读法，将其正式化、规范化。新华每日电讯评论员丁永勋认为：对这类只用于人名、地名的专有名词，最恰当、最科学的做法是尊重历史，约定俗成。保留一个古地名的读音，既不会给公众增添多少负担和麻烦，又能把它作为文化传承的证据保留下来，何乐而不为呢？

　　也有专家和民间人士认为，六安读作liù ān无妨，权威字典不必迁就方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禄兴认为，我们不可能掌握所有方言词汇，词典应以收录普通话词汇为标准，兼收一些影响范围大的方言词，并加以注明。关于六安的读音，如果是外地人或者广播、电视等公共传播平台，也可以读成liù ān，而不必要求汉语词典再增加额外的读音。这不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不尊重，而是出于更大范围内更易于接受的语言经济原则。“如果给“六安”注为lù ān，也就意味着普通话“六”有liù和lù两音，却又没有意义区别，对普通话学习者而言徒增负累。况且“六安”这个地名，大部分非当地人未必知晓，普通话规定读liù ān，也没什么不好。”熊燕如是说。

　　方言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它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也承载着各地自古以来生生不息的历史脉络，代表着一方水土，养育出的一方人的性格特征。保护方言固然重要，但是否所有方言都需“转正”，还应三思而后行。

　　楚天金报讯 记者邓莉

　　“这几天，一天接近百个电话，有投资机构的，有以前同事朋友打过来的，还有不少想创业的人联系我……”5月19日，在京山县的湖北宜慧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晏涛面对记者采访感慨不已，“一不小心又出名了，真没想到媒体的影响力这么大，但令我开心的，不是大家对我的关注，而是更多的人了解了宜慧元。”

　　5月14日，本报独家刊登《副县长辞官下海做到亿万身家》报道后，受到国内多家媒体关注，也引起广大读者、网友的热议。大多数网友对晏涛的勇气和魄力点赞，但也有部分网友提出质疑，揣测他当年的创业资金来路有问题。近日，楚天金报记者再度对晏涛进行了采访。

　　谈下海原因：

　　中国不少我一个副县长

　　在采访中，记者追问晏涛辞职背后是否另有故事，他说：“当初我辞职时各种传言都有：有人传得有鼻子有眼，说我犯错误了，纪委都要抓人了；有人说我肯定是和领导搞不好关系，仕途无望才辞职；还有人觉得，肯定是我能力不够，干不下去了；甚至有人断言我有病，是精神病，要不干吗放着好好的副县长不当了。”

　　谈及网友的质疑，晏涛笑着说：“我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喜欢挑战也喜欢冒险。我在多个工作岗位上干过，可以说，作为一个毫无背景的农家子弟，如果没有能力，能一步步从基层走上领导岗位吗？能成为全省第一个海选公推的乡镇党委书记吗？”

　　晏涛说，事实上，他早在2003年底就已经是京山县最年轻的县委常委，“2007年，我已经任第二届县委常委，而且当了副县长。仿佛是突然间，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了，一下子就看穿了自己未来10年的生活。只要不出错，再当10年副县级或晋升为正县级肯定没问题。但中国那么大，不少我一个副县长，我是不是应该做一点我真正喜欢的事情？”

　　正如他所说，当时他想了就干，提交了辞职报告。

　　谈当初辞职：

　　领导好意挽留但我去意已决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也接触到了昔日晏涛的几位老同事。大家谈起当年晏涛辞职那件事，都表示当时猛一听还很吃惊，但仔细想想晏涛的行事风格和魄力，又觉得在情理之中。如今，晏涛只用了短短9年时间，就把企业做成京山颇具影响力的深加工农业企业，还挂牌四板。不仅为当地人提供就业岗位，还通过“公司+基地”的经营模式，带动了农民致富增收，当地百姓都对他称赞有加。

　　据悉，2007年，晏涛递交辞职信时引起了一些震动，毕竟他那个时候还年轻且能力出众，前途一片光明。“当时，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慎重考虑，因为这就像张单程票，一旦下了，就再也上不来了。我感谢领导的好意挽留，但我去意已决。”晏涛说，“当年领导都比较欣赏我的能力，并不存在外界所想象出现与领导不和的情况。”

　　谈500万创业资金：

　　自家投50万 京山轻机投450万

　　选好了项目，当年摆在晏涛面前最大的难题就是启动资金，从购置土地到建厂房，采购生产机械，这是一笔不小的数额。尽管为官多年，但晏涛的收入并不高，好在妻儿都非常支持他的选择，“妻子以前在工厂上班，后来还开了一个土特产店。早在1992年，我们就把桥米卖到了武汉，销路不错。得知我辞职创业的决定后，妻子和儿子都支持我，妻子拿出家里所有积蓄，加上从亲戚朋友处借的钱，共筹措了50万元交给我。但钱还是远远不够，好在当时京山轻机的老总对我这个项目也感兴趣，最后由京山轻机出资450万元成为大股东，我那时并不是董事长，只担任总经理。”

　　晏涛介绍说，企业投产后，第一年就实现了700多万元的产值，这对于一家食品深加工企业而言，算是很不错的成绩了。

　　谈创业艰辛：

　　三本房产证帮助渡过难关

　　在成功的背后，其实晏涛的创业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京山轻机于2009年撤资了，毕竟对于一家上市公司而言，这个刚起步的小公司对他们的意义并不大。都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那时我深刻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我每天都奔波着四处去借钱，记忆最深的是一次到大连借钱，对方起初在电话里答应借给我50万，我连借条都写好了，结果到了大连，他倒是热情地接待了我，可3天过去了只字不提借钱的事。最后对方为难地说，他老婆不同意。”回忆起当初的艰难，晏涛眼眶发红，“当时我眼泪都快忍不住掉下来。”“那么困难的时候，后悔过吗？要是没辞官，你哪儿会受那份罪？”记者问晏涛。“我不后悔，当初决定创业时就做好各种心理准备了。”晏涛说，借钱的经历有辛酸但也有温暖，“有一个员工把自家的房产证拿给我，我老婆不仅把家里的房产证交给我，她甚至还说服了她的一个同学也把房产借给我，就靠着这三本房产证，我从银行贷出了80万元渡过了难关。”“未来，我希望能带着宜慧元到纳斯达克敲钟并非吹牛，这是我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生命不息折腾不止，只要认准了方向坚持走下去，一切皆有可能。”晏涛说。

　　前天，金华江北八一北街横街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开汽车的吴女士左转时，撞到了骑电动车的陆大爷。一开始，吴女士觉得自己撞了人，心里过意不去，提出私了，没想到陆大爷不同意。

　　吴女士只能叫来交警评理，这下剧情反转，金华交警看了监控后，做出结论：电动自行车司机全责。

　　陆大爷傻眼了：这是为什么？

　　事情发生在5月21日上午十点多钟，吴女士开车经过横街口左转弯时，撞到了骑电动车的陆大爷。陆大爷连人带车一起被撞倒在地，脚上受了伤。

　　虽然吴女士觉得是非机动车突然靠过来，她来不及反应导致了事故，但毕竟自己撞了人，她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提出想赔钱私了。

　　陆大爷今年68岁，这辆电动车买来没多久。听到对方想私了，他当场拒绝，认为自己是被撞的，应该赔他一辆新车。

　　几经交流，两人还是无法达成一致，吴女士选择报警。

　　接到事故报警后，交警四大队事故中队的王警官赶到现场，一番调解无果，只好带两人来到中队查看事故监控。

　　没想到按照监控显示，剧情反转了。当时轿车与电动车原本一前一后行驶在同一个机动车道等红灯。绿灯起步后，电动车从右侧超越轿车，又骑回原车道，就这样，两车发生了碰撞。

　　王警官根据事故事实认定，电动车骑行在机动车道内，违反禁止标线指示通行，应负事故全部责任。

　　对于认定结果，吴女士挺意外的，在她印象中，机动车撞非机动车，机动车多少会有责任。

　　一位资深的事故处理民警解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交通事故赔偿规定中，确实已经对非机动车和行人有所倾斜。比如机动车有责任的，在交强险范围内就要全赔，而超出部分，如同等责任，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60%，非机动车为40%。

　　不过在市区，两车相撞，非机动车全责的事故定责，光今年就有27起，主要类型包括在机动车道追尾机动车、闯红灯、突然变道、逆向行驶等。

　　在交警看来，责任认定理应严格，往大了说是法治理念的体现，往小了说能更好地提升各个交通参与者遵守规则的自觉性。

　　通讯员 吕颀 本报记者 叶梦婷

　　近日，日本政府召开“观光立国”推进阁僚会议，正式确认放宽对中国、俄罗斯、印度签证发放条件的相关工作。4月底，来华访问的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与中国外长王毅会晤时，就已提出相关的放宽签证措施。这些措施有望在年底实现。

　　破解“人才魔咒”

　　日本现在公布的放宽标准显示，其针对的还只是特定人群，包括在商业、科学、文化等领域有一定成就的人以及中国部分高校学生。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张勇表示，日本此举是破解“人才魔咒”的主动性举措，“实现一国发展，劳动力因素至关重要。二战后，日本摆脱‘崩溃’，通往经济繁荣之路的重要保障之一就是充足的、高素质的劳动力。但随着少子、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日本的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如何破解人力资源困乏，特别是缺少高素质人才的问题日益成为整个日本社会关注的热点。”同时有新闻指出，日本近年来国内学生数量不足，因此希望扩大中日人员特别是年轻学生之间的交流，吸引人才和年轻人去日本发展。此举也有助于展现日本的魅力，改善日本在中国的形象，改善日中关系。

　　日本此次放宽对华签证在“观光立国”会议上正式确定，这是日本实施“观光立国”战略的具体一环。为了提振经济，日本一直在推进“观光立国”发展战略。而中国游客出境游人数和购买力在过去3年都位居第一位。根据日本观光厅的数据，2015年到日本的中国游客达500万人次，较上年同期增长107%，中国游客在去年日本游客总人次中所占比重约为1/4，人均消费超1万元人民币，中国游客的支出在所有游客的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达41%。这种购物现象使日语中的“爆买”成为日本2015年的热门词汇之一。因此日本为实现“观光立国”而放宽对华签证也不足为奇。

　　高素质人才和学生受益

　　去年1月，日本已经放宽多次往返签证，将多次往返签证的有效期从3年延长至5年，并取消了对“具有相当高收入的人及其家属”的访地限制。此次日本再次将多次往返签证有效期延长，且不再单以收入划红线，商务人士、文化学术人士，申请多次签证的有效期从5年延长至10年，发放条件也会进一步放宽。其中文化学术人士包括有相当知名度的艺术家、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运动员、政府官员、大学正副教授、讲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