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报道：全球金融风暴愈演愈烈之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指出，中国应该和美国一起通过发放巨额购物券刺激全球经济计划，引领世界走出正面临的严重金融危机。具体来说，可以发放总价值为5000亿美元的购物券，有效期为三个月，消费者可在有效期内购买自己需要的物品，这对穷人来说是很好的生活补贴，而零售商则可以用税票的方式进行提交，并且从中得到实惠。
虽然不排除蒙代尔有希望中国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多做贡献的“私心”，这仍是一个很有思辨价值和参考意义的建议。尽管政府向百姓发“红包”在东莞等地有局部实践，但全国普发，无疑是一个无法被采纳的思路。
有人戏言，组织一帮人挖坑，挖了填上，填上后再挖，也能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因为需要给挖坑的工人发工资，他们有了消费能力;挖坑需要工具，带动了相关产业。问题是，这个坑却毫无意义。诚然，修铁路、建机场与“挖坑”迥然不同，其积极意义不能否认。但蒙代尔的建议还是给了我们一个思辨空间：一项工程，既有其“过程意义”，也有其建成后的“功能意义”。前者是附带或派生的，后者才是根本。都是为了扩大内需和保持经济增幅，但把钱直接发给百姓和政府组织基建项目，其中的确有一个“机会成本”以及“比较效益”的问题。
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所有财政资金都应被打上“公共”标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政的钱一旦用于基建投资，或多或少就具有了“资本”的意义，而资本的属性是什么?一是通过市场运作增值营利，二是承担市场风险。地方政府修建免费的博物馆、图书馆、市民广场，虽然没有发购物券那么直接和“平均”，但肯定具有平均受益意义;而修铁路、建机场则不同，潜在的市场风险难以避免。所以，政府在进行这两类投资时，必须有所算计。而普发购物券的创意，最大偏误是不了解中国国情：
其一，中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承担着太多、太大的责任，平时如是，金融风暴的特殊背景下更会如此。
其二，中国政府手中掌握着众多、巨大的资源，很少有国家可与之相比。这种“大权在握”有其弊端，但在掌控大局、引导市场方面，也具有积极效果。
其三，历史传统、现实国情决定了我们政府浓重的“父爱主义”情结，真要普发购物券，人民能否把它用好，同样也是一件令政府担心的事。
尽管如此，笔者依然觉得，蒙代尔普发购物券的建议很有趣。
减税退税不如直接给穷人发钱
今后将通过减税、退税或抵免方式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费负担，以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谢旭人日前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表示，为了实施好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今后实行结构性减税，结合推进税制改革，用减税、退税或抵免的方式减轻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12月15日人民网)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外需不足背景下，扩大内需成为各国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举措，而减税退税作为减轻企业和个人税负的一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起到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作用。所以，财政部通过减税退税等方式刺激经济增长还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通过减税退税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还很有限，难以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
众所周知，减税退税作为一种税收手段，本质上是为调节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服务的，是为了尽可能地实现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然而，由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基本税种与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经济收入没有直接挂钩，两者之间呈现出的是类似平行线的关系，所以，通过减税退税等方式来增加居民收入也仅仅能够让少数高收入群体受益，而对广大中低收入群体则爱莫能助，达不到增强实际购买力的目的。
那么，通过减税退税是否能够刺激富人的消费欲望呢?经济学上的边际效应告诉我们，收入与消费在通常情况下呈现出的是反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居民收入达到或超过较高水平的时候，收入中所增加的部分被用来消费的机率就越来越小，这就容易导致社会财富分配在总量上虽然增加了，但由于增加的财富主要被少数富裕阶层所占有，所以导致社会消费倾向的总量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减税退税等惠及少数富人的税收举措难以承担挽救经济增长的重任，而真正渴望提高购买力的中低收入群体却没有得到实惠。一方面，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普遍较低，他们在客观上有消费的需求，只是苦于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撑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不论对经济的长远发展还是短期增长，国家财政有拿出部分税收直接补贴中低收入群体进行消费的财力。在扩大内需成为迫切需求的前提下，既然减税退税实现不了这一目标，为什么不把这些钱通过发放消费券等方式直接补贴给广大中低收入群体呢?
减税退税不如直接发钱给穷人理应成为当前刺激消费和促进增长的主要方式，我们在制定扩大内需政策时，不应时时从利于少数富人的角度来考虑，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