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8日，教育部长袁贵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高考制度不存在地域歧视，称“经过近10年努力，（各地）录取率已大体相当，最低的省已达67%。……全国平均数是70%多。虽然还有一点距离，但已不像过去差那么多”。
就在同一天，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工商联副主席王刚表示，“高考制度不公平，根源在教育部”并准备联名五六十名人大代表，共同质疑教育部。此举立即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赞同和支持。袁部长的言之凿凿，和民众质疑不绝于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高考制度，到底存不存在地域歧视？
我相信，袁部长引用的数据基本上是真实可靠的，也反映出我国教育事业的进步。不过，这些数据是否能证明“高考制度不存在地域歧视”，就很值得商榷了。我国高考制度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解决有没有高考的问题，这个在1977年的冬天已经解决；第二阶段，解决高考升学率低的问题，让更多的人享受到高等教育，从袁部长引用的数据来看，这一问题已在逐步解决；第三阶段，解决高等教育优质资源匮乏的问题，迄今尚无实质进展。
由此来看，高考公平应当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次，升学率公平，保证每个省份的考生，都有相对比较公平的机会考入大学。第二层次，在名牌和重点院校的录取比例上，应保证各省考生拥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同台竞技。
客观说，相对于庞大的教育需求来说，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永远是相对匮乏的。而恰恰这一点，决定了优质教育资源必须要公平分配。当前，人民群众对高考制度地域歧视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优质高校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上。以北京大学2012年本科生招录情况来看，这种地域歧视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的。
2012年北京大学在北京地区招生计划总数是614人，而在山东、辽宁、四川、山西、湖南、浙江、河南、河北、黑龙江、内蒙古和江苏，分别仅有61人、69人、93人、55人、67人、50人、69人、68人、59人、44人和60人，这十一个省份招生计划的总和是695人，仅仅比北京市招生计划多81人。
如果从录取比例来看，地域差距会更加怵目惊心。2012年北京市高考考生人数是7.3万人，北京大学录取比例为0.84%；四川高考考生人数538299人，录取比例为0.017%。山东高考考生人数497684人，录取比例为0.012%。北京录取比例是四川的49倍，山东的70倍！2012年9月10日，“90后公民”程帅帅手举自制“北京人大学”牌匾，在北京大学西门进行抗议，赢得了不少公众的欢呼和支持。这一事件，恰恰折射出地域歧视已经成为高考制度最大的弊病。
高考地域歧视，违反了教育公平的原则和理念，侵犯了公民平等的考试权，硬生生把原本平等的考生，划分成三六九等。这种歧视的结果，只能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只能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只能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对立与割裂。
温家宝同志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又说：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教育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我要说，公平竞争是高考制度的底裤，扒了这条底裤，高考制度将丧失最基本的尊严！如果真如袁部长所言，那么教育部又为何下大力气要推进异地高考制度改革？到底是异地高考制度改革闭门造车，还是袁部长的论断失之客观？教育部长不承认地域歧视，事实上就是否定异地高考制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就是扒掉了高考制度的底裤。
实事求是地讲，如何消除高考地域歧视，确实是摆在教育部面前的一道难题。在这道难题面前，希望教育部能踏踏实实扮演好考生的角色，审清题意、抓住题眼、想尽办法、破解难题，给全国考生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给欠发达地区的孩子们提供平等的改变命运的机会，让高考公平的阳光，普洒在每一个考生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