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大事——2014年9月上半月
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百姓不满意的主要是国企高管既有官员身份，又像在外资企业那样拿高薪——
百姓并非仇富，而是仇不公。
素有“经济宪法”之称的预算法终于完成了20年来的首次大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表示，修订预算法意在——
使政府由管理主体变为管理对象，用法律约束行政权力，让人民监督政府花钱。
前不久，有专家表示，光伏作为新兴产业却迅速过剩的背后，一些地方给钱、给地、给扶持而忽略市场规律的做法难辞其咎。对此，《人民日报》评论认为——
给钱、给项目、给政策，难以锻造出企业真正的竞争力，还会影响市场公平。政府应摆脱“三给”惯性，在制定规则、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上发力。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行政审批“瘦身”后，一些官办评估中介骤然增多，并出现天价收费的现象。对此，华中科技大学陈鹤教授认为——
有些行业的中介、协会行政依附性过强，行政机关随便换个马甲就出来收费，这是以市场经济之名，行行政垄断之实。
近日提交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的广告法修订草案增加了广告荐证者行为规范和法律责任。这意味着，明星等不得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未接受过的服务作证明。任茂东委员8月30日表示——
既然叫荐证者，他们就应当对所推荐、证明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负责，而不能只拿钱、不担责。
行政逼捐事件近年来时有发生。最近发生的是广西合浦县石康镇原本拨款80万元的“政府大院”改造建设项目“摇身”变为800多万元，当地企业被政府逼迫“捐资”。广西社科院专家周可达认为——
“自愿捐赠”有时成为“行政逼捐”的挡箭牌，特别是以“书面承诺”表达“自愿之心”，更是一种公权力捆绑。
半月大事——2014年9月下半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10日在天津出席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时说——
只要大力破除对个体和企业创新的种种束缚，形成“人人创新”“万众创新”的新局面，中国发展就能再上新水平。
科技部近日出台的《关于加快建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财政性资金(包括中央和地方)资助的科技项目必须提交报告。科技部发展计划司副司长叶玉江表示——
拿了纳税人的钱就要向纳税人交账，这是公共财政的基本要求。
统计表明，我国每年真正进行风险投资的资金是200亿元，大概相当于房地产年投入的万分之一。所以无论是阿里巴巴，还是腾讯、百度，互联网财富基本与本土的资金无关。博客中国创始人方兴东说——
现在中国很有钱了，但是，中国具有创新意识的资金太少了。
不少官员落马之后，其在任期间的绰号也被公之于众，如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被称为“李拆城”，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被称为“武爷”，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被称为“六百帝”。《光明日报》文章认为，众多负面绰号，代表的是群众的不满、讽刺、揶揄，是对正在发生的侵害公众利益行为的警告——
绰号也是一种警示。
今年以来，多起违法减刑案件相继曝光，让“掮客”律师这一群体浮出水面。他们与某些公检法系统工作人员相互勾结，玩弄法律于股掌之中。《中国青年报》评论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群体，本质原因还是有太多的弹性空间可以自由操作——
如果司法权被置于透明公开的环境中，将暗箱操作的空间和渠道都堵死，司法权中的污垢也不会存在。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复旦大学2014级本(专)科生开学典礼上表示，过度专业化让现代高等教育的意义变得越来越窄，学校设定的教学内容只是为了“就业”这个唯一的目标——
这样的高等教育是在“制器”，而不是“育人”，严重地违背了“以人为本”的教育基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