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铭醉驾案”的二审结果昨日公布。四川省高院在定罪部分维持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名，在量刑部分则将一审判处的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在二审宣判之后，最高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孙伟铭案二审判决作出解释，并表示“要统一规范对醉驾案件的定罪和量刑”。
如今，经过大量的普法性报道，人们开始明白：决定醉驾者罪责的，关键在于主观上是过失（交通肇事罪）还是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就是说，驾车人究竟是希望避免结果，还是放任结果发生？
可是，“心理”这种东西是最隐蔽的，法官不是神，他能查明外部客观事实，却无法看清一个人的内心。所有的被告人无疑都会为自己做罪轻辩护，说自己是过失；而法官也不能仅仅由于后果严重，就推定被告是故意。在故意与过失之间，在判决结果的生死悬殊之间，醉酒驾车给司法者出了一道难题。
过去很多年，人们倾向于认为，醉驾撞人对双方都是不幸的，因为任何一个正常的司机都会努力追求平安，避免事故，酒后肇事最多就是过失，即使喝酒了也不会故意撞人。因此，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对什么是“故意”，严格按照两个并重的条件：一是其对醉驾的危害性有“认识”，同时还要其对“结果发生”有“意志”，认为醉驾者虽然有“认识”，但大都缺乏“意志”，对类似案件一般都按过失的交通肇事罪处理。在这一阶段，刑法理论、法院的裁判与社会民意基本上是合拍的。
不过，近年来社会发生了悄然变化。一方面，随着某些特权行为的曝光，民众对不公平现象产生不满情绪；另一方面，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传媒影响力扩大，也使得民众对驾车肇事等事件的表达有了顺畅的管道。有了表达，才可能上升为理性的检讨。杭州的“胡斌案”就如同一道沟渠，将社会观念的变化集中引流到交通肇事问题上来。从一开始愤恨“富二代”开豪车撞人，逐渐发展为谴责所有醉驾者无视他人平安，从对个案的质疑，延伸到对一般性权利的捍卫。面对这种变化，司法机关不能无动于衷。
最高院的新闻发布会提出，“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造成重大伤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个一般性指导规则的出台，形式上虽然仍强调“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但实际上已经从以往的“认识”与“意志”并重，转变为侧重“认识”的部分，即只要醉驾肇事者能够认识到驾车冲撞的危害性，就足以推定其有放任危害后果发生的“意志”，从而构成“故意犯”。
有了这样的转变，进而将一部分交通肇事罪的案件纳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这是最高法院积极回应社会呼声，在法律适用中充分考虑公共政策的结果。这种根据犯罪形势而重新调整“故意犯”的要素结构和认定重心的做法，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德国、日本等国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就已经出现了。
在量刑方面，孙伟铭案二审改判为无期徒刑，显然也是符合近年来死刑复核案件中越来越明显的政策倾向。孙伟铭案具备了“间接故意”、“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以及“获得被害方谅解”等情节，四川高院二审改判孙伟铭无期徒刑，可谓是意料中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