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刑法的修改从去年开始进入密集调研期，今年初形成初步意见，在进一步讨论敲定后，昨天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草案显示，本次刑法修改主要做了一道“加法”和一道“减法”：“恶意欠薪”被正式列罪，醉驾、飙车，情节恶劣的，也将被判刑，同时在刑法中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加大打击力度；另一方面，草案取消了近年来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过的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并拟规定，对已满75周岁的人，不再适用死刑。
从舆论的反应看，公众的目光更多投向了“加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强制力最高的法律，刑法新增罪名，哪怕仅仅一项，也将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另外，从新增的几项罪名看，于本次刑法修改之前就因为一系列焦点事件，在专家和公众中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热议，现在这几项罪名即将进入刑法，再度成为热点话题，只不过是以往舆论风潮的延续罢了。
是否需要用刑法来制约醉驾、飙车和恶意欠薪行为，过去反对的一方有一个鲜明的观点，即反对“重典”，反对“重刑主义”，他们将社会要求针对醉驾、飙车等行为进行立法的呼声斥之为“立法迷信”。那么新修刑法增加罪名，岂非表示“重刑主义”正在成为一种现实？我们对此并不认同。醉驾、飙车、恶意欠薪等等，都是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现象，法律根据社会经济的变迁进行修改，不是什么“立法迷信”，而是对以往法律缺位的矫正，象征着法律因应现实的能力。而从对公共安全及利益的威胁程度分析，和刑法中另外一些罪行相比，这几种行为一点儿也不逊色，如果它们不能一并放到刑法中去进行规范，显然是立法畸轻畸重、未得其平的表现。
“加法”并不表示本次刑法修改有“重刑主义”的倾向，“减法”则更有浓厚的“轻刑化”意味。无论是减少死刑罪名，还是在刑罚中不再对高龄罪犯使用死刑，都代表刑法朝着轻刑化的方向迈进。须知，这是我国自1979年颁布首部《刑法》以来第一次削减死刑罪名，对我们这个刑法传统渊源深厚的国家来说，此点其实更值得公众关注。
现代犯罪学的研究表明，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社会诸种病症及犯罪者个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就决定了不可能通过单一的重刑威慑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如果一个社会过度依赖刑法和刑罚，即使于社会的短期治理有效，但更多时候更像一种“饮鸩止渴”，它既可能导致社会放弃从根源上治理犯罪的努力，也有加强罪犯与社会对抗心理的危险，正如英国思想家边沁所言，“残酷的法律会通过恐惧、模仿或培养复仇精神使人变得残酷”。在重刑化思想影响下，面对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不佳的状况，人们会本能地归结为惩罚不够、打击不力，从而主张继续加重惩处，这对社会而言实际是一种恶性循环。基于以上因素，轻刑化正成为世界潮流，越来越多的人们认为，轻刑化是人类进一步走向文明的标志。中国的立法自然要融入这一潮流，而世人公认死刑只能使用于社会危害最严重的犯罪，因此在轻刑化的道路上，从减少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入手，应该说是最佳选择。
本次刑法修改还体现了法律对现实的呼应。目前中国有68种罪可以被判处死刑，但是有很多罪名到目前为止没有被适用过死刑，还有一些罪名被判处死刑的下限早已大大突破了刑法之规定。这种法律成为具文，罪、刑不相当的现实，只会给法律的尊严带来损害，当然必须予以调适。
另有学者指出，本次刑法大修的重点，除了“少杀”，控制死刑的适用之外，就是“长关”，即严格限制减刑和假释的适用，以及死缓和无期徒刑实际服刑过短的问题。立法自然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基础，但众所周知，减刑和假释的不当应用背后还是权力在作祟，奠定立法基础之后，还应有很多后续工作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