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药品降价政策分析：
药价降了一轮又一轮，老百姓却感觉没得到实惠，依旧有政协代表、人大代表提出议案，“管管医院药价!”“降价老百姓没得到多少实惠!”。行业内专家指出，药价“虚高”好抑，“实高”难捱。
药价“虚高”易降。计划经济时代，医院是绝对不能直接从药厂进药的，只能通过当时被称为一、二、三级站的地区性医药商业公司来调拨，市场化之后，从前的一、二、三级站就变成了各地的医药流通主渠道，政府对于药品流通，允许商业公司在销售时顺加作价。由于多年来庞大的药品销售网络层次众多，加上药品市场开放后私人开办的医药商业公司也开始参与竞争，致使药品再到消费者手中时，每一个销售层面上都被顺加了几个点，加上各种公关费用，药价已经严重背离其实际价值了。由于对价格的监管不可能非常死板，所以尽管有反暴利的相关规定，但实际可操作性极差，在原有的药价体系没有崩溃之前，对“虚高”的药价并没有太多办法。然而，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和对流通环节的清理工作，可以说“虚高”的药价会渐渐被砍下来。
药价“实高”难治。相比之下，药价高昂的深层次原因短期内是难以解决的，这些硬伤可以被称之为药价“实高”。制药产业的重复建设问题是导致药价高昂的最主要问题，这个问题根本无法靠短期行政手段解决，只能够通过长期的产业政策的调整来慢慢加以遏制。制药企业经过淘汰，现在只有3200多家。然而这个数量仍然比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地区总和高出许多，每家药厂都要吃饭，每个职工都要养家糊口，生产出来的远超国人用药需要的药品都要卖出去，不依靠些非正常手段是无法做到的，而每一次非常规药品促销所产生的额外成本，最后都转嫁到了每一个病患者头上。
创新才有出路。药价“实高”的另一大硬伤，是中国药品基础研究领域长期没有得到正常发展。在去年公布的制药企业销售排名上，前十强里有七家是外资企业。基础研究人员的奇缺与学术腐败共同导致药品研发“虚假繁荣”，一个个新药做出来，一个个新药卖得贵，一个个新药消失了。
有人说，现在之所以选择发展中药，是因为中药没有标准，没有标准当然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用国际化，有13亿中国人，够卖。然而，人们现在离得开西药吗?在西药研发上没有突破，这一块我们将永远受制于人，西药的价格也永远昂贵。人们担心在大力发展中药产业的口号下，西药的基础研究将变成真空，当老一代仿制药品退出历史舞台后，人们就更加用不起西药了。谁都知道，与其说“发展中国中药产业是我国“入世”之后面临的又一重大机遇”，不如说，“入世”之后，再不搞中药，中国民族药业将面临崩溃的危险，发展中药是不得已而为之，也只有开拓创新，有自己的品牌和产品才真正有出路。
四、如何保证药品降价政策落实?
(一)保证药品降价政策落实，有待于进行系统性的医疗体制改革
要从根本上抑制药价虚高、解决“看病贵”难题，保证药品降价政策落实，有待于进行系统性的医疗体制改革，而药品降价硬被看作是这一改革的肇始。药价虚高的主因不在于药品的出厂价奇高，而在于医院长期以来实行“以药养医”的体制。在患者购买的药品价格中，出厂价约占30%，另有70%则是由中间流通环节和医院 加价赚取。由于国家政策允许药品加价(一般加价幅度为15%)，作为医院的收入，致使医生倾向于给患者多开药、开贵药，在一些医院的收入构成中，卖药收入占到了45%~70%不 等，无怪乎老百姓惊呼“看病贵”了。
(二)由于发改委拟降低的是药品的最终零售价，此类降价行为若能配套出台取消药品加价的举措，价格降低的效应可能会被取消加价部分地冲掉，药品的出厂价格不致受到太大影响。
然而，政策常常不够配套。中央及各地物价部门管理药品的价格，卫生部系统管理医院对药品的销售与使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管理药品的生产标准和市场流通。而解决老百姓“ 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只有求助于系统性的改革措施，这需要国家设立综合性的医疗改革领导机构。
单项改革难收实效。例如，单纯降低药品价格，难免不影响药厂的赢利甚至生存。我国现有制药企业近7000家，规模普遍偏小，技术研发能力低，大多靠仿制药品来压缩成本。药品批发企业约有1.6万家，竞争激烈，主要靠折扣等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取赢利。再如单纯取消药品加价，则医院收入势必大幅降低，如若财政拨款不予增加，医院必将提高医疗服务价格，“看病贵”仍是难题。
(三)将医疗资源投入的重点转向建设城镇社区医院和农村合作医疗系统。
公民享受基本医疗的药品和服务的价格应该得到控制，这在西方发达国家如此，在不够富裕的印度亦复如此。控制公民的基本医保费用支出，有待于国家的财政扶持和医院的非赢利定位，有待于良性的医药流通秩序的重构，有待于对《医保目录》药品的价格规制，即有待于系统性的医疗改革。
此外，这种系统性医疗改革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政策的形成机制，如药品价格的形成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