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公众的抗议声浪越来越高，但中国仍在继续发生儿童铅中毒的事件。据媒体披露，河南省济源市卫生官员对拥有30多座冶炼厂的一个地区周边的2743名儿童进行了检测，结果在968名14岁以下儿童身上发现了铅中毒的迹象。而新华社报道说，当地政府采取措施转移安置了距离工厂最近的儿童，并称一位高级管理人员承认应对此负责。
这是自上个月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敦促通过新的方法处理重金属污染，呼吁采取‘有力措施’防止铅等材料的污染”后，发生的又一起轰动全社会的污染事件。
事实上，这并非是一起孤立的事件。今年8月，陕西省851名儿童铅中毒引发村民抗议，促使政府部门关闭了应对铅排放负责的冶炼厂。不久后，湖南省一起更大的铅中毒事件公之于众，有1300多名儿童被发现血铅超标，云南省的200多名儿童也出现了铅中毒的迹象。
这些事件既显示了国内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显示了在中国环保工作的复杂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老百姓对环境污染的承受度还是比较高的，不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的身体和基本生活，大家往往就忍了。但现在的问题是环境污染已经逼得他们忍无可忍，血铅超标、癌症村、饮用水中毒之类的事情一再发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此前表示，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容易引发农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之一。
目前看来，正如在能源问题上一样，中国在环境问题上已没有退路。各种各样的环境污染、大范围的水系污染、生态破坏与退化、由环境引发的疾病与公共卫生事件……这不仅损害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还使得人们当前的生存面临环境危机。如果不能及时清理过去几十年里环保的巨大欠账，类似的事件将会以更大的频率出现，造成愈加严重的影响。
在这种局面下，就使得环境问题在中国的公共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了提升的必要——中国需要把环境问题政治化和公众化。
所谓政治化意味着，“讲政治”也应该要“讲环境”；公众化意味着，在环境保护中如何去更多体现公众的意志，而不只是政府或利益集团的意志。
在笔者看来，要解决中国的环境与资源问题，小修小补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一定要从决策和战略入手，然后将其转化为可执行的法规和政策，并辅之以严厉而透明的公众监督。中国正式提出搞环境保护已经30多年了，却依然没有走出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未来要想真正扭转中国在环境污染上的被动局面，必须从执政和民生的高度来看待和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