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慈善的尴尬”，必须完善各项慈善制度。世界各国经验表明，法制是促进社会慈善事业的重要手段，我国必须尽快出台慈善法，为慈善事业提供更多制度保障。同时，建立严格的诈捐惩罚制度，提高诈捐者的失信成本。慈善活动还需要相应的经济制度积极配合，从制度上激发慈善的动力。
日前的几则新闻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感受中国慈善的现状。据报道，盖茨与巴菲特将来中国举办“慈善晚宴”。这个消息，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对来自大洋彼岸的慈善邀请，既出现了以陈光标为代表的“裸捐”回应，也不乏因“劝捐”疑虑产生的犹豫或拒绝。尴尬与希望并存，挑战与机遇共生，折射出中国慈善的现实生态。
由此回顾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笔者感触最深的就是一些人的吝捐、惜捐、赖捐和诈捐行为。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责任不完全在个人身上，捐献活动的设计也有些问题。比如，为了产生最大的捐献量，捐献活动的设计者往往利用灾难发生时搞一些义演募捐活动，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这种报价扬名在先、实际捐款在后的程序为少数个人和单位留下钻空子的空间。有少数个人和企业为了扬慈善之名或进行广告宣传，随大流地报上一个捐款数字，反正报一个数字而已，不需要现场兑现，这导致一些捐款金额，实际上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对有些人来说，扬名容易、痛快，拿钱困难、痛苦。这是两个相互矛盾的过程。只有二者同时进行，它们之间的张力才会最小。分开进行，就会加大二者之间的张力。时间拖得越久，张力越大，面子意识越不起作用，于是就会出现人们所说的赖捐、诈捐现象。
还有的人，承诺把未来项目收入中多少多少捐出去，募款活动组织者竟然也把这种虚无缥缈的承诺接受下来。这种把未来收入捐出来的做法是十分不严肃的，是对慈善事业的不尊重。中国慈善事业再需要钱，也不能拿空中楼阁来安置无家可归的灾民，也不能靠画饼充饥。
这些问题与慈善管理制度本身不健全、运行不透明很有关系。有些人不知道自己善款的去向，怕不能到受助者手中而不愿意捐。还有人为同学治病搞了募捐活动，当这个同学病好出院后，在其账号上还剩下十几万元，这笔善款到底如何处理，也需要有相应的制度规范。制度建设落后于现实发展，是造成慈善尴尬的重要原因。
因此，走出“慈善的尴尬”，必须完善各项慈善制度。世界各国经验表明，法制是促进社会慈善事业的重要手段，我国必须尽快出台慈善法，为慈善事业提供更多制度保障。同时，建立严格的诈捐惩罚制度，提高诈捐者的失信成本。慈善活动也需要相应的经济制度配合。美国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是高额累进的，当遗产在300万美元以上时税率高达55％。这些制度与捐助制度相互结合，即使是最吝啬的富豪，也会积极投身慈善事业。我们可以根据国情，采取符合实际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和配套政策，从制度上激发慈善的动力。
当前，中国慈善正呈现出新气象：一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慈善家开始涌现，募捐活动从临时应急向日常救助发展，定向捐赠活动日益增多，等等。面对中国慈善的强劲发展势头，政府部门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保护社会大众的慈善热情，让慈善活动健康有序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