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日记门”，一门接着一门。对于实际已经无法从互联网的神奇魅力中“被抽身”而出的公众来说，湖北恩施州公安局副局长谭志国此次的“腐败日记”事件，其实已经不再具有太多感官上的新鲜。而据说“腐败日记”为伪造、它的真正作者到底是谁，用恩施纪委相关负责人的说法，“已经不再重要”了。当务之急是要尽快采取必要的调查手段，查清日记所反映的事实本身。
吊诡的是，“已经提上日程”的这么一件官员涉嫌贪腐的案件，其调查程序的启动路径，实在有些令人唏嘘。据报道，其实在所谓“腐败日记”暴热网络之前，湖北恩施贺孝辉、汪学平等人对谭副局长实名举报已经长达数月之久。但直到借力于“腐败日记”的互联网传播，才客观上实现了现在这个“让有关部门启动调查程序”的卑微目的。只是希望启动一个起码的调查程序，原本不算什么过分的奢求，但在现实中却总是需要这样那样的噱头来促发。
在局外人看来，那么多几乎不可想象、极有可能费尽脑汁才“创新”出来的、吁求围观的手段，那些经常被有关部门称作“炒作”的良苦心思，它们的有效可以理解、可堪慨叹，但它们的“唯一起作用”却需要警惕。对于官场反腐，甚至其他很多需要权力部门加以重视、进行调查的现实问题，互联网手段几乎成为它们最热衷的拥趸。或有欣慰，但却更多焦虑与无奈。
从现在能够得到的资讯观察，“腐败日记”以及日记里被“人肉”、被对号入座的主人公公安局副局长谭志国，或许真的不是日记的真正作者。有多少公职人员会如韩峰局长般热衷于记录自己那波澜的经历，确实值得怀疑。尤其是在“局长日记”已经案发的今天，条件反射般起码的警觉，想来还是应该有的。有网友接受媒体采访承认自己是日记的真正作者，但却表示他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在收集了相关投诉人在网上的帖子后才进行的“创作”，是为了帮助“投诉人问题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解决”。问题来了，举报人长时间的实名举报，不要说撼动被举报人一丝一毫，连纪检部门的调查程序都启动不了。幸好有网友热心于“创作”，幸好这样的“创作”与传播很侥幸地引发了围观，才最终如偿所愿。
当然，上述判断往往需要基于一个假设。那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举报人与“腐败日记”的“创作者”没有任何私下联络行为。之所以要做这样一个后缀式的兜底，是因为在有关部门和不少涉事当事人口中，最常见的便是所谓“勾结”和“别有用心”的道德指责。仿佛一个“别有用心”就可以推掉所有东西。其实话说回来，哪怕真是“别有用心”又如何？这些官员所谓“腐败日记”、“情色日记”的流出，就算真是什么竞争对手的幕后操作，动机确实不纯，是否就能成为各种表现形式背后最核心的事件真相的天然挡箭牌呢？动机是一码事，事实是另一码事。尤其是在互联网这一革 命性的新技术面前，任何利益方均可以较传统时代相对更公平、更对等地做出举证、拿出事实。于公众而言，最终的目的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真相。哪怕双方都“别有用心”地想搞掉对方，在他们博弈、举证的过程中，受益的还是社会公共利益。
互联网越来越多地成为个案被关注、被解决的关键力量，甚至是唯一便捷、起作用的力量。除了欣慰，还有诸如这种“举报文学”的“创作”伦理问题，真相求得竟然需要这样逼仄的手段，是无奈，也遭遇了争议。而那些已经写入法律文本、被制度化的渠道，越来越乏力，更是需要警惕的。回到本次事件，举报人的实名举报，这一被从中央到地方多次强调要保障的重要渠道，竟然不得不寄希望于不那么制度化的互联网围观。“举报文学”应运而生，依托的是传统制度化路径尴尬的现实困境。举报半天，石沉大海，无人问津，这还算好的，甚至举报材料被“泄露”给被举报人，遭遇打击报复，也屡见不鲜。制度化的渠道不通畅，很多就源于权力执掌部门的慵懒、不作为和乱作为。
有论者对互联网的干预现实，曾做了如下表述：“网络能够救人，但救人也只能救少数幸运儿；网络能够反贪，但反贪也只能反少数倒霉蛋。”(《东方早报》2009年10月14日)表达虽显严苛、透着痛心，但却不失中肯。正是那些挂在墙上、写在法律文本中的制度沟通渠道长期不给力，才客观上逼出了互联网的“反腐神奇”。当然，个案的正义，就是这么一缕一缕，追出一个算一个。但最有可能反复适用，既达致终极正义又惠及每个人的，还是制度对正义的刚性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