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拆桥法
论证是架设在论点与论据之间的“桥”。有时，论据虽然是真实的，但如果论证方法错误，也会推导出错误的结论。这也是写驳论型议论文常用的办法，即以对方论证中的错误作为“切入点”，拆掉其论点与论据之间的连接处。论证中的常见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偏概全。这是在归纳论证中容易出现的错误，论述者没有正确掌握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所举论据即使是真实的，但对于所属的整体来说却没有足够的证明性。例如，有人撰文《腐败的民间基础》，认为中国民众对腐败的痛恨，一部分是“垂涎三尺”的痛恨，“是看着别人山珍海味而自己只能粗茶淡饭的心理失衡”;一部分是“红眼病”的痛恨，只恨那些“搞腐败的能耐比自己大”的腐败者;而无权的民众“仍然有着普遍的‘奴才意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权力与腐败是合情合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人们的痛恨“更多的是指向搞腐败而得利的人，而并非指向腐败行为本身”。这种痛恨实际上“恰恰意味着人们是多么渴望在腐败的盛宴上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所以说“民间是腐败的基础”。《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9日刊登孙立先的《民间是谁家的基础》一文，指出：“民间从来不是腐败的‘基础’，而是反腐败的雄厚基础。”文章说：
说中国人如此看待腐败，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就简直是诬蔑。翻开历史，以往腐朽政权之所以灭亡，腐败官员之所以没有好下场，就因为民众反对，所谓“失人心者失天下”，就可见腐败不得人心。历史上廉正不阿的官员不乏其人，人们颂扬备至;而对于为官者，不管其他方面表现如何，只要一贪，“其余则不足观者矣”——这就是中国民众的价值取向。那些廉洁奉公、为国为民的人，那些舍身忘家、不屈不挠举报腐败的人，那些仗义执言、无情鞭挞腐败的人，那些不怕打击报复、秉公执法的人，又何曾想过在“腐败的盛宴上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不正是来自民间，代表民众，并为民众所拥戴吗?
这就深刻地驳斥了对方在以偏概全的论证中得到结论的荒谬性。
二是牵强推导。这是在演绎论证中容易出现的错误，论述者忽视了论据往往是有一定的适用范围的，单纯从主观理念出发用论据强行推导，这样即使论据真实，也不能反映出论据与论点之间必然存在的涵盖关系，自然也就得不到正确的结论。例如屈原的学生宋玉曾经写了一篇《登徒子好色赋》，说登徒子好色。他的推导逻辑是：好色者不嫌女丑→登徒子不嫌妻丑→所以登徒子乃好色者。这显然是牵强附会，所得结论自然难以让人信服。又如当年有的日本人因为在“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台”，就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也有的日本人因为“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就断然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鲁迅在《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中对这两种人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也好，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也好，其实都是犯了牵强推导、妄下结论的错误。
三是机械类比。这是在类比论证中容易出现的错误，论述者用于进行类比的事物之间其实很少或没有共同属性，说白了就是没有可比性，如果硬性比较，其结论当然无法令人信服。例如，1933年初，希特勒在德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支持下上台，立即对外实行武装侵略，对内加强纳粹党的法西斯统治，焚烧所谓“非德国思想”的书籍。蒋介石效法希特勒，在国内建立庞大的特务组织，日益加紧反革 命文化“围剿”，残酷镇压左翼文化运动，查禁图书，逮捕和杀害进步人士等。国内及日本的有些论者将希特勒焚书与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焚书相提并论。鲁迅在《华德焚书异同论》一文中，从中国的秦始皇和德国法西斯焚书的异同谈起，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作了尖锐的抨击，同时也有别于传统见解，对秦始皇作了新的评价。文中对“中国和日本的论者们”机械类比的错误进行了深刻揭示。比如下面这段话：
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思想的。秦人重小儿;始皇之母，赵女也，赵重妇人，所以我们从“剧秦”的遗文中，也看不见轻贱女人的痕迹。希特勒先生们却不同了，他所烧的首先是“非德国的思想”的书，没有容纳客卿的魄力;其次是关于性的书，这就是毁灭以科学来研究性道德的解放，结果必将使妇人和小儿沉沦在往古的地位，见不到光明。而可比于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之类的大事业，他们一点也做不到。
阿剌伯人攻陷亚历山德府的时候，就烧掉了那里的图书馆，理由是：如果那些书籍所讲的道理，和《可兰经》相同，则已有《可兰经》，无须留了;倘使不同，则是异端，不该留了。这才是希特勒先生的嫡派祖师——虽然阿剌伯人也是“非德国的”——和秦的烧书，是不能比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