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成功调解一起民事纠纷奖励10元，提供线索抓获网上逃犯奖励200元……从今年8月开始，江苏宿迁以悬赏方式鼓励全民加入“治安志愿者”队伍，这一工作模式引发了舆论的不同意见，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更多的人则担心这种模式会不会导致公共利益金钱化，并降低社会道德水准。
在我看来，这一模式其实并没有太多新意，它不过是将过去我们常见的公安机关悬赏抓逃犯的做法扩展到整个治安管理领域，试图通过经济刺激来带动人们参与治安防控的积极性。如果我们认可公安机关平时的悬赏，就没必要全部否定宿迁这种模式。
从概念上讲，“治安志愿者”的确是一种公益行动，它不应该以利益为交换条件，不过宿迁的前述新模式，既没有否定志愿者制度的本来意义，也能够通过适当的经济奖励来催生更多的志愿者。因为人们参与治安防控，在发现问题和抓获逃犯之外，更多的还是一种基于巡逻、集体防控所能产生的威慑力和预防作用，这些作用，是不需要也不可能通过经济利益来量化的。
只是，当志愿者们参与防控过程中如果抓获了逃犯，或者成功地调处了纠纷，对取得了这些具体成果的治安志愿者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类似于国家对英模或见义勇为者的褒奖，人们没必要对此过于敏感。
那些对宿迁模式持有道德怀疑论者的观点，其实是停留在非常理想的大同社会。在现实社会，我们必须承认人具有利益属性，或者说必须看到人的自利性一面。承认人的利益属性，就意味着适当的利益激励机制是正当而且合理的。只要这种利益机制没有极端化、排他化，就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和实践价值。
对于宿迁模式，笔者不担心它的道德问题，倒是担心它的另一个问题———是否能守住法律的底线？
众所周知，不管是抓逃犯，还是调解社会纠纷，抑或是进行其他的社会治安防控行动，都或多或少地和法律相牵连。比如，调解矛盾最重要的是看它的执行效力，而抓逃犯则涉及权限和程序正当性问题。
因此，宿迁方面现在需要考虑的是，要给治安志愿者制度制定一些基本的框架，约定参与者对法律原则的坚守，切忌为了完成治安任务而人人皆警甚至人人皆法官。与此同时，宿迁不能将治安志愿者行动替代法定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司法职能。甚至，越是有了积极的全民治安防控氛围，越要加强司法的便利和公正，不仅要让治安志愿者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更要让那些可能受到治安志愿者侵权的人有救济的途径。
只有这样，才能说宿迁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管控与服务体系，也只有这样，宿迁才会在减少社会矛盾、防范社会矛盾的同时，不至于因为治安管理而产生新的不必要的矛盾。
6、说到政府网站，公众的大部分印象都是比较正式，非常严肃，规规矩矩的。但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管理局网站，面对网友五花八门甚至稀奇古怪的问题，管理员有问必答，而且口吻通俗易懂，幽默风趣，没有官腔，尽自己的能力去解决网友的困惑。被网友称为“最幽默但又最认真”的政府网站(8月8日《中国之声》)。
报道说，有关于公路法律法规的疑问，管理员以相关条例或者是相关网站作答；有关于其他单位的疑问，管理员提供对口单位的地址或者电话；有关于道路施工进展的问题，管理员尽量提供准确的竣工时间和进展；有对公路管理人员的投诉，管理员也问清时间地点事件及时反映。
网友“为大家”问道：收费站是公路局基层临时单位，面对国家交通体制的改革，一两年或三四年就要面临失业的准备，何去何从好多人都很茫然，请管理员指点迷津。管理员的回答是，“你改变不了环境，但可以改变自己；你改变不了事实，但可以改变态度，心态最终决定你所处的高度。”
寥寥几句充满着温情与敬意的回答，显示出了高超的管理智慧和艺术，以一种从容、智慧和幽默无比的姿态，赢得了民意的尊重和赞赏。笔者认为，这种“有问必答”不但是一种智慧和幽默，也不仅是一种治理艺术，更是政府品格与气质的一种体现。
“最幽默最认真”政府网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公共治理不妨多一些温和与幽默，而“有问必答”理应成为一种政府品格。多一些这样的及时互动，多一些这样的温情与幽默，就会赢得一份尊重。笔者认为，公共治理理应多学习一下这个“最幽默最认真”政府网站，理应改变一下以往冷冰冰、硬邦邦的老面孔，多一些宽容的雅量，多一些温情与敬意，能有意识地学会一点从容的气度、感知幽默的能力，这是一种应有的政府品格，也是公共治理和社会生活及国民成熟自信的体现。
7、以“相亲”内容闻名的《非诚勿扰》一度红极一时,但也引起人们对于其所流露出的拜金、浮躁、自大等价值观的争议。
随着国家广电总局下发通知,《非诚勿扰》也只能自行整改。对相亲节目的整改,被公认为是官方整顿低俗之风的开始。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更是挨足了一通“板砖”,连《人民日报》都对其点名批评。对于一部电视剧,这样的“待遇”堪称罕见。还有凤姐之流的粉墨登场,风头一时无两,更是引得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直呼“凤姐是低俗,应当坚决抵制”。另一边厢,随着北京一举将天上人间夜总会延续十多年的张扬打翻在地,扫黄行动向全国其他地区迅速传导,迄今这场风暴已刮向至少26个大中城市。扫黄行动自上而下,可谓风风火火、蔚为壮观。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扫黄的成果总是被随之而来的“黄潮”强势反弹所掩盖,从这个意义上说,抵制“三俗”之风、刮起扫黄风暴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各大城市高调扫黄很大部分是由于中央最近几年查办的大案、要案中均有官员涉案,并且涉案的官员几乎全都涉黄,而涉黄的直接场所,就是当地的娱乐场所。这一结果,让中央认识到,娱乐场所涉黄对官员的毒害不可小视。郑州市纪委书记王璋一句“95%的贪官都有情人”,虽然并不新鲜,但还是又一次揭了所有贪官的老底,而且随着反腐进入深水区,隐性腐败行为逐渐浮出水面。在现实中,隐性贿赂者与官员不是一般关系,都是称兄道弟、黄段子互发、不分彼此的哥们。赖昌星就有句名言,不怕领导有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爱好是什么?不外乎就是声色犬马、风花雪月、酒池肉林、纸醉金迷。涉黄与贪腐相辅相生,自然也离不开官员自身的低级趣味、低俗文化。这种“贪官好色,情人捞钱,百姓埋单”的状态折射到市民社会,自然助长了民间低俗文化成风,在如今信仰缺失的年代,更是直接导致了物欲横流的拜金思潮蔓延,“无聊当有趣、无耻当个性”的价值观畸形发展。所谓《非诚勿扰》是拜金、浮躁、自大,所谓新版《红楼梦》是艺术俯就和谄媚,也不过是其忠于低俗市场的理性选择。
低俗文化产品是物欲社会的影射,要除去滋生这种文化的社会土壤,应从更为根基的制度建设入手。这首先更应该从官员自身的价值观与情操着手,从自觉抵制“三俗”之风开始。在当今之中国,人们仅将道德视为外在的约束规范,在内心深处丧失了对道德的崇敬,乃至怀疑和漠视道德的存在,忘记道德责任,推卸道德义务,不再对道德产生渴求、愉悦和喜好的情感。这种道德冷漠表现在官员阶层身上尤为明显,纵观近年来落马的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许宗衡、郑少东等一批高官,都可谓能力不凡,但都是在道德上出了问题、栽了跟头。把麻将声换成键盘的敲打声,把觥筹交错声换成琅琅的读书声,用和谐的家庭氛围驱散色情干扰———如果官员都能以身作则,即便不能完全消除社会低俗风气,至少也能为除去这些滋生低俗文化的社会土壤送来一阵清风。
8、武汉市武昌公安分局的6名便衣警察，实际上是公安部门设在省委大院的“信访专班”人员，把湖北省委政法委一位副厅级领导的夫人给暴打了一顿。各地媒体的标题都是“打错”，其实严格来讲，也算不得什么打错，如果这位被打的陈玉莲女士不是领导夫人，也就不存在“打错”一说。为什么呢？
先让我们来看看公安机构领导对家属的说法，“误会，纯属误会，他们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这么大一个领导的夫人”，当时便有在场人士当面质问：你说打错了，领导的夫人不可以打，那老百姓就可以打了？从公布出来的各项工作章程来看，法律并没有授予警察有随意殴打上访群众的权力，而且，如果公权力使用者随意殴打老百姓是合法的，从理论上这将动摇我们的执政根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上访群众被殴打、被关进精神病院甚至被劳教的例子数不胜数。又是为什么呢？
这主要在于地方政府存在信访指标的压力。信访是和政绩挂钩的，信访人员多，被认为当地社会不稳定，领导负有施政不力之责；而如果信访人员少，则会被认为和谐社会建设有力。在维稳变成极其重要的一项工作甚至是重中之重之时，信访工作的好坏与政绩已经紧密挂钩，一些地方为此还规定了信访一票否决制，只要出现一起越级上访行为，便会对信访人员所在地领导实行包括警告、免职等在内的处罚。在这种情势之下，信访制度已经变成了压在基层工作人员头顶的一柄利剑，稍微处理不得当，便可能影响到个人的前途与命运。于是，为了应对上访群众，他们无所不用其极，有到各重点信访部门截访的，有组织学习班的，有搞截访联盟的，还有送劳教的，总之是花样百出，其中就包括动用专政机器实施暴力手段。政法委领导夫人的被打，看起来是打错了，可如果考虑到“王子上访与庶民同罪”，着实会让几位警察感到委屈：凭什么打上访的老百姓就可以，打上访的领导夫人就不行呢？
这其实揭开了信访制度一道不可言说的秘密。这项制度从制定到今天，一方面极大扩大了信访部门的权力，表面上看起来使各地上访群众有了更多表达意见的机会，一方面又设置了信访政绩工程，把信访和维稳紧密联系起来，哪个地区上访量少哪个地区有功，这就造成各地对上访群众围追堵截，尽一切可能把上访群众控制住。据说，国家信访局门口常年驻扎着两支队伍，一支是上访群众，一支是各地派驻京城的截访人员，到了后来，各个截访组织互通有无，看见上访模样的人先抓再审，然后送到各地驻京组织遣送回乡。以各地驻京办为例，应对本地来京上访人员，便是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什么许多地方不敢撤销驻京办，除了“跑部钱进”，关键的一项就是必须留在京城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本地上访人员。此外，清华大学的一项报告显示，2009年我国全年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5000亿。
从领导夫人被错打和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信访制度到了需要大范围改革的地步。不改革，会给群众带来物质伤害和人身伤害；不改革，又会让基层工作人员疲于应对，既疏远干群关系，造成官民情绪对立，又耗费大量财政。这是何苦来哉？因此，信访制度的改革必须尽早提到日程，越拖越不利于长期的、根本性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