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2.5首次进入中国空气检测的视野。在历时近两个月的争论之后，PM2.5监测终于现身于环保部关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征求意见稿中。近来，北京以及全国部分地方，多次出现大雾或阴霾天，令公众对PM监测高度关注。我国此前一直没有对PM2.5实行监测，而只监测PM10。数据显示，在PM2.5监测结论“有毒害”的极端情况下，PM10监测结果仍多次显示为“良好”，与公众切身感受相差甚远。打个通俗的比方，我们以前只检测西瓜大小的颗粒，西红柿大小的就不管了。你不管，不等于这颗粒就不捣乱了，人的呼吸系统的感觉，并不跟你的监测西瓜的仪器保持一致。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个插曲。
那就是美国驻华使馆每天即时公布的北京空气质量，总是跟中国的仪器有差距，跟百姓的感受倒是比较接近。北京市环保局的一位副局长在出面解释的时候，话就说得不大合适了，他不反省自己领域工作的差距和标准定在PM10是否妥当，而是扯到我们是不是看外国人的眼色行事的问题上了。此次标准最大的调整是将PM2.5、臭氧（8小时浓度）纳入常规空气质量评价，这也是我国首次制定PM2.5标准，结束了之前执行了11年的PM10标准。瓜田敢保证，这绝不是遵照美国驻华使馆的指示调整的。
我坚决支持把中国定的各种标准跟国际标准都接一接轨。空气质量是如此，食品质量等其他种种标准也应如此。前不久我国政府出台了新的扶贫标准，这标准跟世界银行的每人每天1.25美元的绝对贫困线接近了。虽然新标准使得中国一下子增加了一个亿的贫困人口，但仍然值得称道。这让我们知道，“国际标准的脱贫”应该是个什么概念。自定标准容易自满自足、自得其乐，跟外面的接轨了，就有了准确的参照系，就能清楚地看到我们在国际标准中是个什么位置。我们可以暂时做不到，可以计划分几步走，但不能闭目塞听，自我愚化。
近日报载，全国妇联宣传部和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在京举行了“新生代进城务工者婚恋生活状况调查”发布会。对2500余名新生代进城务工者的调查表明，这些年轻的务工者跟城市的融合尚存在许多问题。认为自己是“市民”或者“新市民”的，只有三成，其余七成，还是认为自己是“流动人口”或者“农民”。对城市的适应程度，“中等”的占45.5%，“较低”占44.3%，“很好”或者“很低”的，都只有5%上下。对所在城市总体印象，“好的”只占37.7%，“一般”的占52.3%，不好的占了一成。已婚的，住房无法解决；挣钱少的，对象难找，最难接受的，是被城里人歧视，最不爱听的，是“农民工”三个字。看了这些数据，有点伤心。
农民进城务工已经几十年了，两三代人前仆后继，人数是以亿为单位来计算的，这是古今中外都没有过的城市化运动。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政府和社会对务工者多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对他们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主角地位没有承认，对他们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没有认可，对解决他们的问题，缺乏主动和自觉。中国“三大差别”的消灭或者缩小距离，关键就看对进城务工人员的问题能否成功解决。而这恰恰是中国的“短板”。
河南农民的萝卜和市民的良知。河南滑县农民韩红刚在郑州郊区承包了87亩土地种菜。今秋50万斤萝卜卖不出去，菜贩子给的价儿连本儿都收不回来，雇人收菜又是一大笔开销。韩红刚为了不让菜烂在地里，宣布搞无偿赠送，大家免费吃萝卜。消息一出，成千上万的市民涌进菜地，两天工夫把50万斤萝卜一扫而光。连地里套种的红薯，也被顺手牵羊2万斤，两亩菠菜所剩无几，正在晾晒的成捆的辣椒荡然无存。韩直接经济损失五六万元，欲哭无泪。没几天的工夫，韩红刚30多万斤红薯又卖不出去了。
这回市民可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对前些天的表现很难为情，作为一种纠正和补偿，大家积极购买韩红刚的红薯，想的是“不能再让他吃亏”。韩红刚从愁到气，又从气到乐，心情好像坐了半个月的“过山车”。这出叫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有点意思，把在文明的标尺上不断反思和进步的众生相展示得一清二楚。（文：李下）
